为公益发展鼓与呼——商玉生口述史

时间:2013-10-16     作者:郭婷


口述者简介:商玉生,生于1939年,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多年。1986年加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从事管理工作。1988年,参与创立并主持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次年参与创办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20世纪90年代,他借科学基金研究会和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搭建平台,促进早期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交流、联合、自律和能力建设。2000年退休以后,相继成为中国基金会与NPO信息网(后注册为北京恩玖信息咨询中心)召集人之一和创始理事长、上海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首任副理事长、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的创办人之一。
 
商老先生长期从事科学基金管理和第三部门的研究与实务领导工作,并长期致力于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网络与能力建设、推动行业自律与透明,关注公益人才培养。2011年底,南方都市报、中国扶贫基金会等联合举办的“责任中国”2011公益盛典颁奖礼上,商玉生获选年度致敬大奖,颁奖词为:“潜心物理学二十年,转而研究公益慈善,跨界之大无出其右。然而公益思想自成体系,公益思考烛照当世。物理与人情兼顾,物理与情理融通。公益泰斗,名不虚传。”
 
访谈时间:2012年11月23日
 
访谈地点:北京银谷大厦艺术馆
 
访谈暨编辑:郭婷
 
公益泰斗的三段人生
 
1958年上大学以前,我都在哈尔滨,但我不是哈尔滨人。我出生在辽宁锦西1 椴木冲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但家境还算可以。大概是军阀割据的时期,我爷爷去哈尔滨谋职业,后来在电业局做了个小职员,落户后把我奶奶接了过去,我就在三、四岁的时候也跟着到了哈尔滨。现在有些资料上说我是哈尔滨人,其实也不是。
 
我今年已经过了73岁,如果把这70多年分成三段的话,那么学习基本上占了三分之一,二十多年都在念书,那是一种很愉快的生活。
 
在哈尔滨念高中的时候,正是社会主义建设轰轰烈烈的时期,课业不像现在负担那么重。我那时候主科、副科、文艺、体育各方面全面发展,又唱歌又跳舞又搞体育,我是学校田径队的队员,短跑还能拿名次。那时候功课也不错,高中毕业时,因为门门功课都是5分,就保送上的大学,当时一个学校只有两三个保送名额。
 
那时候,保送可以选学校,北大、清华、师大都可以选,我选了北大物理系。当时说北大第一、物理第一,就是所有学校当中北大是第一号,在北大当中物理系是第一号,所以我那时选北大物理系是有些雄心壮志的,其实还是有些盲目。
 
1958年我刚上大学就赶上大跃进、紧接着困难时期,还有反右倾斗争等。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在北京大学念了六年书。那时候北大创立了六年学制,有意让学生本硕连读,我记得当时陈毅到北大做报告说,你们是“太”学,就是比“大”字还要多一个点。他希望这个年制能够培养出更尖端的人才。但后来毛主席提出来不搞学位制,那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我们这批人念了六年,还是本科待遇,亏了,后来评职称什么的,按照毕业年份,我就总是比一同入学的人要差一级。
 
毕业之后,我分配到中国最高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当初报考物理系,跟科学救国是有关系的,但那时整个科技的发展形势没法让个人实现科学救国的愿望。之后还是连续不断的运动:四清、下放、文化大革命,工作很难按照原来设想的去做,但也尽自己努力做事吧,这一做,就是22年。
 
改革开放以后,国务院要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之前,科研经费由国家财政部统管,分到科学院后,又分到物理所,再到课题组。这种资金分配制度弊端丛生,研究经费也不多,大量研究低水平重复。因此,1986年国务院从科学院、国家科委和教育部三个部门抽调干部,组成一个新的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这应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科技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个重要举措。
 
这一年,我就转到基金委员会,从搞研究工作变成做管理工作,进行课题审批和基金科学管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在这里,我一直做到退休。
算起来,在基金委员会十四年,2000年退休后到现在又已经十二年,加起来二十六年。所以我这一生,学习占三分之一、中科院物理所做研究工作占三分之一,如果从基金委员会做管理工作算起到现在,又占了三分之一左右。这是我人生的三段,其中,我觉得最有意义 的还是最后一段。
 
搭建早期基金会交流平台
 
我的第三段人生始自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工作,到委员会后不久,我们发起了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这是中文名,英文名其实是China Association of Science Foundations,应该翻译成“中国科学基金联合会”,但是申请时说研究会,容易批准,要是说联合会,就敏感了。所以我们设计基金会名字的时候,有意避开了当时法律环境的敏感性,审批者一看研究会,学术团体嘛,就批了。
 
名为研究会,实际还是联合会。因为自从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以后,各部委看这个模式挺好,就也纷纷成立科学基金会,地震局、机械部、气象局、纺织部……差不多二十几个部委司局都成立了类似性质的基金会。中央开了头,各省市也都闻风而动,广东、山西、河北、上海市……一成立好几十个地方科技基金会。由于国家基金委员会不承担对这些机构的监管和领导作用,我们就成立了联合会,以学会的方式,促成大家的交流,起些指导作用。
 
研究会在1988年成立时,作为中国管理学会的分会,是个二级学会,到了1992年,发展壮大之后,科技部同意作为业务主管部门,到民政部注册成为全国一级学会,也是社团组织。
 
1992年以前,我在基金委员会政策局工作,兼职研究会秘书长,后来随着工作增多,需要专职的秘书长,我就辞去了政策局政策处处长的职务,专职做研究会秘书长。之后直到退休,差不多七八年我都用这样的身份进行工作。
 
那时候,从事业单位到社团,身份变化还是很大的。当然我从基金委员会到社团来,还是有一些保障的,福利待遇和以前一样,退休后还回到基金委员会的系统,后路都有。但毕竟从国家事业单位跳到了社团,一般人都是不愿意走这一步的,不过我觉得很坦然,因为我喜欢新的工作。
 
新工作要面向全国一百多家基金会团体会员、一千多个人会员,时常探索、交流很多新的东西、好的做法,而且在此期间,我开始和一些民间基金会有了很密切的联系。
 
首次正式的交流是1990年的承德会议。1988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以后,各地成立了很多基金会,当时在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的牵头下,14家民间基金会在承德举办了第一次行业交流会。到了1993年,三十多家基金会又在北京香山举办了第二次交流会。我当时参与的身份既是科学基金研究会的秘书长,又是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的秘书长。后来随着基金会越来越多,1994年前后,我和徐永光他们还想过成立一个中华基金会联合会,但没成立起来,政府不大愿意。
 
但我在科学基金研究会期间,成立了一个地区基金会专业委员会,包括二十来家基金会,后来还专门成立过民间组织工作委员会,所以我在退休之前,主持研究会工作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在做一些类似于基金会联合会的协调工作。
 
退休前后,我考虑到很难再借用科学基金研究会的平台,就想再新创立一个平台。总的来说,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经历,为后来从事民间基金会的许多工作打下了基础,比如我做政策研究时,调查了很多国外基金会的情况,其他做民间基金会的人很难获得这样的经历和视野。
 
也因为对国际情况相对了解一些,1998年,我还是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时,就跟福特基金会有过合作。由福特资助,研究会挑头做了一次民间基金管理报告会,一共包括四个专题:“基金会、非营利机构与法律”、“基金会如何筹集基金”、“基金的保值与增值”和“面向21世纪的基金会”,当时会议开了四天,影响很大,有二百多人次来参与。
这是第一次有人来真正的介绍美国基金会的发展理念,几天的讨论之后,一些参会者又开始思考、酝酿下一步怎么做。
 
加上之前的考虑,我就在1998年底和徐永光他们共同发起了中国基金会与NPO信息网,后来注册为北京恩玖信息咨询中心,这就开始了我的恩玖中心时代。
 
所以我人生的第三段,其实又可以分三小段,基金委员会机关工作时期和科学基金研究会工作时期,以及退休以后的恩玖时期,这期间我还兼任了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的秘书长工作。
 
恩玖中心的形成与倡导
 
刚开始,几家基金会组成的基金会与NPO信息网还比较松散,徐永光那时候是青基会的秘书长,他出资为信息网注册了四个域名,关键词是ChinaNPO、ChinaNGO、NPO、NGO等,非常有远见。随后在对外运作中,我用NPO信息网的名义开展了一些活动,如请人做报告、搞一些活动等。但很快又有问题了,因为那时候,有的机构要给我们资助,一个松散的联合体没法接收;我们要开展活动,也需要一个名义。我就跟徐永光等人商量怎么办,后来就决定采取工商注册的办法,所以2001年时,我们将NPO信息网注册为北京恩玖信息咨询中心。
注册时,我们起草了两份章程,一份是到工商局注册的合法章程,另一份是我们自己拟定的非营利机构章程,就是我们所遵循的守则:机构不是去赚钱的,也不分红,完全按照非营利组织运作。
 
从成立开始,我们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支持型组织,而不是操作型组织,面向NGO,面向NGO和政府的关系,面向整个NGO的发展环境。那时候,恩玖中心有一个精英组成的理事会团队,如阎明复、朱传一、杨团、徐永光、何道峰、李小云、康晓光,都是比较活跃的操作和理论都很强的专家。这是我们的核心力量,大家不断的研究、分析中国NGO发展中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很注意机构是为大家服务的,不是说去指导谁。注册之后的几年,我们做了非常多的NPO支持性工作,也得到广泛的认可。
 
2005年民政部组织中华慈善大会,当时有六个协办单位,工商注册的恩玖中心和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基会等全国性权威基金会并列,并承担了自律、诚信论坛的设计工作。虽然很特殊,但也有它的必然性,因为这几年的工作大家认可了。当时慈善大会是王振耀和徐永光的双秘书长制,把中国NGO领袖徐永光和民政部的官员放在一起作为大会秘书长,因此也就有了我们民间这些人、草根机构的位子。
 
总的来说,恩玖中心这么多年来,做了很多事,但有一件事是最关键的,就是倡导。其实一开始我们不敢提倡导。2000年前后的时候,倡导还很敏感,那时候我们还用一点别的名词来修饰一下,比如说引导、引领啊,不敢直接说倡导,因为一提这个词,政府会说你有什么权利倡导?
 
现在回想起来,恩玖中心组织了很多次论坛、报告会、交流会、培训,不光是NPO之间的,还有跟政府的交流。说来说去,就是在向大家包括政府普及、倡导第三部门、社会组织和公益机构,从宗旨理念到工作方法,到它在社会当中所起的作用。
 
这么多年来,我们通过各种机会、各种方式来使政府部门逐渐接受这一点,所以其实倡导贯彻恩玖中心工作的始终。只有通过倡导、交流,才能达到发展目标。在重视社会部门作用这一点上,政府也在慢慢的加深认识: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社会问题首次成为中央全会的议题,到十七大、十八大再次提出,现在已经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了,其中涵盖社会建设。当然政府所讲的跟我们所说的概念不完全一致,但是至少已经把社会问题放到一个相当的位置上。忽视社会部门的发展一定会形成社会问题,中国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现在开始引起政府的重视,而在他们重视之前,我们民间组织已经关注很长时间了。
 
还有一点我也想谈一谈,就是这些年做民间组织工作,可能有很多困难,经费问题、人才问题,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一个困惑还是安全问题。实际上,做NPO的很多人都会感觉到处于一种被边缘、被敏感的状态,有时候我回家都不敢跟家人过多谈我的工作,一说起就有家人说你这是个危险分子,说你好好的过退休日子还惹这个干嘛?
 
其实我倒挺坦然。因为我感觉到,二十来年在NGO接触这么多人,看到的基本都是一些很正面的东西,当然NGO、第三部门也有问题,也有失灵的时候,但是我所感觉到的还是这个部门的向上、纯洁,它的一种责任感、使命感的东西,让我感觉到一种促人向上的力量。虽然谈不上是一片净土,也有很多有理想、有修养的朋友,我就深受教益。
 
后来我在和一些安全部门、涉外部门的人员接触过程当中,我觉得也让他们加深了理解。在处理跟这些部门的关系过程中,我们尽量做到工作公开、透明,就是用我们的坦诚、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工作来使他们认识到,我们跟你们所特别戒备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反政府组织。当然我们始终保持着工作的独立性和理念,通过说服、交流逐步得到他们的理解。
 
推动行业自律与透明
 
非营利部门在中国是一个新事物,很多从业者都是半路出家,比如我开始是学物理的,徐永光以前当工人、当兵,后来到了团中央当了干部。我们开始也不懂,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总的来说,这个部门的发展受到的法律制约是比较严的。可以说,没有法律乱发展不行,法律严厉到不合国情也不行。政府用法律作为管理的工具,管理民间组织的发展,而民间完全处于被动位置,怎么办?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政府面前争得空间,但凭什么争空间呢?
 
回想起来,有件事情对我震动挺大的。有次在上海开一个国际会议,一位民政部的副部长演讲,他说现在大家争论双重管理体制,我做一个解释,为什么必须要进行严厉的管控?因为非营利部门能力太差了。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如果我们没有很强的能力,行业之间大家没有沟通,彼此强化能力,你怎么能胜任、并要求你的一席之地呢?所以我觉得要通过自律强化我们的能力,这样才能够去争取到你应该有的权利,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想法。
 
此外,我们也从国外的一些例子看到,第三部门也有失灵的时候。肯定也会出问题,如果没有强烈的自律要求,光靠外部法律制裁,你会很被动。所以我们也觉得,首先要自己约束自己,自己提高自己,这样你在跟政府申请放宽政策的时候,才有底气,人家才能信。有了好的自律效果,他律也会有好的基础。后来也有台湾学者跟我们说,应该用高密度的自我管理,来换取政府的低密度管理,也是这样一个路径。
 
这样一个理念,我在1990年承德会议、1993年香山会议时就有过想法,但真正到比较系统的做自律倡导,还是2001年恩玖中心成立以后,当时做了一些诚信研讨会、诚信培训会议,后来又开始提出一些自律的条款。也就是希望告诉政府,我们有自律联盟,我们有自律公约,你看我们的公约要求的比你的条例还要严格,做得比你要求的还好。
 
这几年,大家的意识更鲜明了,特别是前两年郭美美事件出现之后,更看出来我们倡导的自律是多么重要,大家一提到透明就很容易理解。所以这里还能看出来做工作要看形势的发展,如果我们能走到发展的前边去,事先有一些预防,那在有些事情出现后就不至于那么被动。
 
去年到广州参加南方都市报的公益盛典颁奖,主持人问我,现在NGO不断出现信任危机,是不是NGO的冬天来了?我说,我没感觉到是冬天,这种丑闻曝光是好事,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从整个行业来看,我说,我看到的还是春天呢。因为总体来看,从各方面透露的一些信息,行业中的自律发展,基金会中心网的透明行动等,我们都看到了这种好的势头。另外那些有问题的人、被揭露的机构,也能重新审视自己、检讨自己,这难道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一个行业的发展,需要有预见性,有对整体形势的分析、对大局的把握,以后可能在局部上还会有这种事件,但我们得把大的趋势看清楚。
 
到了2005、2006年之后,很多组织也开始在做行业支持、能力建设,行业整体快速发展,恩玖中心就面临一个新问题,你作为行业支持性机构,怎么持续起到引领行业发展的作用?
 
这时候我们参与促成了两件事情。一是当时上海浦东民政局多次邀请我们去设立一个机构,说了好几年,我一直觉得不成熟。2006年,我觉得比较成熟了,就跟崔玉一起去了上海,在浦东注册了一个机构,就是现在的恩派。当时吕朝说他愿意来上海推动新机构的工作,我们就和永光商量决定由吕朝负责了这家机构。可以说,在上海成立恩派应该是恩玖推动的,但它不是恩玖的拷贝。我们特意针对浦东的发展需求,以孵化器的模式,为当地民间组织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而现在这个模式已经遍地开花了。
 
除了孵化器以外,我们又想,恩玖这个NPO信息中心的底子,是很好的资源,如果能够设立像美国基金会中心那样一个机构,实际还是我90年代想推动的基金会联合会那样的机构,那将对行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有了这种考虑之后,特别是2009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高层访问美国,去的好几十家基金会高层都很兴奋,回来之后大家愿意组织起来做中国基金会中心,再加上中国NGO发展当中透明度的问题越来越迫切,所以基金会中心网在2010年成立后推动透明正赶上好时机。
 
基金会管理体制的放宽
 
说起来,我经历了基金会从三重管理体制到直接登记的转变。1988年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要求基金会注册时先要找对口的业务主管部门,之后再找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最后再到民政部门登记。比如1989年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成立的时候,我们先找统战部作为业务主管,之后到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申请,再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法人,所以那时候是三重管理体制。
 
当时我到人民银行申请审批吴作人基金会时,有个处长接待我,他的话让我哭笑不得。他说,吴作人有钱为什么建立基金会,把钱捐到政府不就完了嘛。要是一般人这么说我还可以理解,可当时负责管理基金会注册的处长这样说,我就觉得没法对话——他根本就不理解为什么要有基金会。
 
后来因为吴作人是个有影响力的名人,就有新华社记者写文章——吴作人想办基金会没办成——作为内参递到上面去了,上边批示到了人民银行。过几天这位处长就把我叫去了,一见面就说你干嘛告状啊。其实我也没告状,吴作人和时任新华社社长曾涛是好朋友,又都是人大常委,在一块儿时聊起来的。
 
之所以需要银行来主管基金会,因为那时候国务院把基金会看成金融机构。虽然基金会其实是社会团体,但因为它有钱,所以就纳入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司下面的一个处来管理。这完全是错误的概念,一直到1999年,国务院才发文决定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对基金会的业务主管,从此改成了双重管理体制。
 
其实现在还有不少人愿意有双重管理体制,因为有政府背景,做着社团的事,又由国家发工资,一切后顾之忧都没有,这比纯民间组织舒服多了——所以像这种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它愿意有双重管理体制。但在双重管理体制下,一提到要对真想做事的机构进行管理,担任他们的主管部门,谁都不愿意当,因为要承担责任。其实执行过程中也有过松动,比如说很多非公募基金会的成立,企业家个人出钱办基金会找谁给你当业务主管部门?找不到,没办法,就找民政部门做主管。这样民政部门既是业务主管部门又是注册单位,这等于还是独家管理。但一时又废不掉,没办法,利益牵涉,谁都想占好处,又不承担责任,我曾就这种情况写过一篇没发表的文章,叫《永远的痛》。
 
当然现在改革了,不但取消双重管理,可以直接登记,而且延伸了业务。以前基金会只能国家、省级注册,现在市级都可以注册,但我觉得这种发展态势也有可能出现问题。因为现在基金会的治理能力其实是不足的,很多人不懂基金会,就去当秘书长,这不是瞎胡闹嘛。当前的技术储备其实根本不够,怎么办?要大量培养人才,但一下子又培养不过来,所以现在我也有点忧虑,就当前的两千多家基金会就已经严重感觉到人才缺乏、人力不足。
 
公益人才之忧
 
现在基金会中心网有个新项目就是专门培训基金会人才的,实际是希望多培养点秘书长。这又回到恩玖中心创立之初的一大任务——能力建设。为什么要能力建设,因为我们这批人原本就不懂,最初向外国学习,再引进培训,再互相之间学习,所以我在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当秘书长时,我就把互相学习、培训作为重要内容,因为确实需要,而且完全照搬不行,要变成有中国特色的切磋式学习。
 
恩玖中心成立后,第一笔经费是从世界银行要来做培训的,我当时就提出来要对基金会秘书长这一级的人员进行培训。那时候设计的课程一是基于机构管理问题,机构应该有哪些项目,理事会该怎么建等;第二就是对秘书长的培训,秘书长应该具有哪些素质,有哪些能力。开始我们的培训能力不够,就请来几位台湾专家和美国专家,专门讲基金会能力建设,后来我还从美国引进来一个项目评估,对机构进行能力自我评估。
 
2000年的时候,阎明复会长应美国麦克利兰基金会邀请,率中华慈善总会代表团访问美国。那时候中国正在进行基金会立法,我正参加民政部和国务院法制办组织的跟立法有关的会议,阎会长找到我说,老商你赶紧给我开个单子我带到美国去,你在基金会立法当中遇到哪些问题,我当时给他开了18个问题的单子。
 
阎会长带着问题在美国呆了十几天,回来专门写了一本书,叫《美国慈善事业一瞥》,很值得一看。回来后他把我找去说,老商,我到美国看了这么多天,也跟美国许多专家、基金会领导人都做过讨论,那么基金会发展的核心是什么?诚信。
 
为此,他把麦克利兰基金会的诚信培训项目带回来给我,恩玖中心由此做了几年的诚信系列培训,并在中外专家的合作下,形成了四本《公信力系列培训》教材,包括公信力、筹资、领导力、治理四大部分,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用,我们当时培训了1000多人。
 
当然这套教材和培训现在在使用上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课件需要更加本土化一些,多增加一些国内的案例;第二需要培育我们自己的讲师,以前培训都是外请专家,我们应该有意识的培养一些自己的人员,所以现在基金会中心网正在策划跟一些商学院合作开辟一些新模式的培训,使培训更本土化一些,能够培养出新的人才。
 
实际上,中国基金会和第三部门的发展都面临着人才瓶颈,虽然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但很难,因为公益大环境如此,你想吸引人来,又不给人家好的待遇,光叫人搞奉献也不行啊。
 
以前大家都关注扶贫济困,很少关注NGO本身,现在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关心从业者,像银杏计划就在关心一些组织的领导者了。而且银杏计划很特别,他们的资助都是给个人的,获奖者可以随便怎么用,可以买东西,也可以去上学,南都基金会也不管你将来是否还在NGO工作。我觉得永光设计的项目特别大度、有远见,因为即使获奖者将来离开这个行业,但你有这个行业的工作经验,仍然是公益行业的宝贵财富,是同盟者嘛。所以我也希望现在能有更多人多想一些办法为NGO行业人员,为他们的待遇、生活、发展、个人的前途多想一想,这样才能促进整个行业的良性循环。
 
公益行业期待跨越式发展
 
谈到今后中国公益的发展问题,我认为形势会越来越好。但也有人看法也不一样,观点不同很正常,但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走过这么多年,回头看每一步都是进步。你只看这一段会觉得,还是那么困难,那么多不足,但如果你把它连起来看,会发现整个趋势是螺旋式上升的。
 
发展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有一点我特别提出来,就是我觉得公益行业即将会有更进一步发展的信号。而这个信号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我觉得中国NGO发展还需要一个大突破。具体是什么突破我也不知道,但这个突破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的,目前都是缺乏的,但又是非常迫切的。我也曾向一些做国情研究、战略研究的朋友建议,关注第三部门的发展,因为第三部门较前两个部门更敏感。
 
当前既然提到政治改革,就不能不涉及到第三部门的发展。在第二部门发展过程中曾有几个大的关键点,如国企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最早始自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命题——真理问题,就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一问题不解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没有办法判断。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中跨过了一个个沟坎,现在我们第三部门还缺少类似这样力度、这样有影响力的讨论或论断或中央的决议,有了之后,大家在观念上、认识上、理论上都有一个突破,第三部门才能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
 
现在公益发展总体来看,还都是一步步渐进的,但我在等待这样一个时刻,我相信会有这样一个突破式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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